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那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其实需要公权力始终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谨慎。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对公民权利的真正尊重。很显然，这种对身份证的敬畏与谨慎，应该贯穿于身份证的使用全过程。出现那么多的身份证“乌龙案”，既说明当前一些公权力对身份证使用缺乏足够的敬畏，也说明在制度设计的层面，还需要弥合身份证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利断裂空间。

不必讳言，很多公民“丢失身份证的恐惧”，或是源于单位的利益驱动，或是一些权力的责任疏忽。现在身份证复印件很容易惹来“横祸”。比如，公民在买房、租房、登记住宿、出国旅游、办理银行业务、购买手机卡等等情况下，都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然而，谁来保证这些单位或个人不会泄露甚至出卖公民的信息呢？显然，如果法律对这些公民身份信息的使用者不能保证足够的约束与规制，就随时可能让公民陷入到“丢失身份证的恐惧”之中。

对于赋有很大信息量的居民身份证，公权力本身就有义务来进行严格的保密。然而，目前对这些集中在身份证上的种种信息还缺乏清晰的区分，由于缺乏相关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支撑，很容易造成相关信息泄露。尽管一些公民在丢失身份证后通过公共平台来宣告作废，但是，如何使这种声明公告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最大范围地传播，来使丢失的身份证不被他人利用，显然也需要公共权力部门提供有效的支撑。此外，公权力在查处与打击伪造、盗用身份证等违规犯罪行为方面，离投入足够的成本，提供足够强大的打击力度，现在恐怕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如何让公民不再掉进丢失身份证的“乌龙案”之中，不再陷入“丢失身份证的恐惧”之中，这本身也是公权力能否真正服务于民，能否真正还权于民的一道考题。也只有政府与权力部门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与司法救济，公民才能真正免于“丢失身份证的恐惧”。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