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如果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权渠道畅通，维权成本低廉，执法部门乐于跟他们撑腰，他们又何必冒着被舆论诟病，被治罪的风险去堵门、跳楼呢？我以为，多数过激维权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过激维权频繁上演实际上说明百姓对政府存在许多权利渴望，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或者说远远不够，他们才借过激方式维权吸引社会与政府注意，为他们主持公道。过激维权事件频发还说明社会存在不少不和谐的音符，提醒政府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和谐事情的发生几率，及时化解矛盾。如果矛盾积压、发酵，再急于灭火，很可能是火上浇油。

因此，在对过激讨薪事件处置的问题上，有关部门除了提醒讨薪者合法维权外，在考虑追究过激讨薪者法律责任时须谨慎行事，不能因治罪应对过激讨薪起到威慑作用就沾沾自喜。而且，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公众过激讨薪的动机。如果职能部门提供了广泛、便捷、经济的民意诉求平台，如果相关工作人员日常工作到位，用人单位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不用祭出“治罪”狠招，过激讨薪事件也会逐渐减少。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不畅通、不便捷，即使用治罪这样的“狠招”堵住了弱势群体的过激讨薪之路，也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一言以蔽之，政府面对过激讨薪事件不能头痛医头，更不能头疼医脚，而应该把应对讨薪事件的重点转移到防范欠薪上来。如果政府建立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长效机制，过激讨薪事件也会逐步淡出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