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经济学门外的我，居然琢磨起成本与代价这两个概念，与一条新闻有关。

山西被称为煤都，山西省的煤炭产量，据说是无可争议地占全国煤炭产量的四分之一。于是突然想到，对于这类资源型企业，如何核算成本？矿工与管理人员的工薪是要计入成本的，资金或贷款的利息是要计入成本的，设备折旧与设备使用时所耗费的电力，以及销售、运输等环节的费用也得计入成本，这一切都与别的企业无异，省略的乃是大量原材料的成本，纯粹是上天赐予的不赚白不赚的买卖。想必光是这一醒目的支柱产业，便可以使山西省的GDP上升几个档次；光是这一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可以使山西境内的有关国有、民营煤炭企业盆满钵满富得流油。这遂使大小煤矿遍地开花，有条件上的和没条件上的一起大干快上。至于成本的下降也无疑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能省的就省，能拖的就拖，利润自然是丰厚的了，跟着出现的却是矿难连连。这先使我想到，矿难的物质损失以及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可曾有人事先作过成本核算？

使我琢磨起成本与代价的那条新闻却是，由于“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使地下矿体层形成巨大的空洞”，山西省境内已经出现700多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这些村庄“因为下面的地层被采空，整个村‘就像掉冰窟一样’，垮了”。读到这条触目惊心的新闻之后就想：这700多个村庄价值几何，可曾有人将它们当作成本？

在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过程中，无论是国有、民营的大小煤矿的掌门人，还是唯GDP是命的有关党政领导，大致是不会将它们当作成本的，要不然，怎么也不可能如此长期高强度地开采。但它们就像在不断出现的矿难一样，却是山西人民为快速上升的GDP和滚滚而来的财源付出的惨重代价。700多个村庄啊！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是否弥补得了这700多个“就像掉入冰窟一样”的村庄还有得一说，何况这种“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还将继续出现，因为还有那两三万平方公里的“采空区”。

成本与代价本当是同一的，一件事能不能这样做，要看是否划得来，在这个层面上说，代价也是成本，成本即为代价。然而，成本与代价又有明显的区别。成本是与眼前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看得见摸得着，代价却是眼前不易看到的，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显现；成本是与掌事人的利益（例如官员的政绩、矿主的收入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代价却因为在短期之内未必就能显现，一般无须他们承担，也就无关他们的痛痒了。

与此700多个“就像掉入冰窟一样”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一起进入我的视野的，是“漓江水危机加剧”，以山水闻名于世的桂林，也加入到“喊渴”城市队伍之中。其直接的原因，是“很多树木因南方冰雪灾害冻死后，一些地方政府便鼓励农民把原来的树砍掉，大量地种竹了。农民也乐此不疲，因为种竹子来钱快。”但竹子涵养水的能力很差，有关专家将这种做法归结为急功近利。漓江的水危机，其实正是漓江流域的人们为急功近利付出的惨重代价。

在高速发展经济之时，我们是得想想“700个村庄价值几何”了。（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