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建应从高级领导干部开始”这话没错，其题中应有之义，是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而不是从他们宣传起。领导干部“做人”的“道德引领与示范”的影响之大小，并非以职位的高低来衡量的，并非职位高的是“社会精英”，职位越高的，影响就越大。因为“价值重建应从高级领导干部开始”，高级领导干部的“做人”就应当“公开高调宣传”。依此而论，刘金国还只是个公安部的副部长，为了“道德引领与示范”的影响更大，“高调宣传”的对象之职位还应当不断提升。不知道顾先生是否记得，鉴于十年内乱的教训，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专门下达过“少宣传个人”的指示，此所谓“个人”，指的显然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顾先生的“高调宣传”，岂不与此相悖？高级领导干部的“道德情操”确实“理当高尚”，也确实理当“成为价值重建的楷模和全社会的道德旗帜”，因为选拔领导干部时，都有德才兼备这一条。然而，“理当”的未必就能成为“事实”。选拔过程之中会有“失察”会有“猫腻”，缺乏制约的权力对人之良知的吞噬，更能使原先德才兼备的变成贪得无厌。所以，道德之本身就不能以职位高低而论，“道德引领与示范”的影响之大小，也不能完全以是否当官以及官位的高低来定，焦裕禄只是一个县委书记，算是“七品芝麻官”，雷锋还不是官，只是普通一兵，他们的“道德引领与示范”之影响就微不足道吗？

顾兆农先生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宣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们对于宣传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逆反心理，往往是与宣传的调门成正比的，宣传越是高调，逆反心理也就越是强烈；也往往与宣传对象的职位成正比，职位起高，逆反心理越大。“宣传”毕竟只是宣传。长期以来，宣传中的“假大空”又使它的声誉蒙受一定程度的毁损。人们总是以常识来检验宣传的可信度的，宣传的调门越高，他们就越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宣传对象的官职越大，他们就越是警惕，疑心此中又有什么玄机与背景。实际上，千万次宣传的效应，只销一个事实便能抵消。比如说，廉声在外的“高干”到某地视察，某地的几个辖区，“下站”的就会向“上站”打听接待规格，听“上站”的说，你有什么最好的就拿什么出来吧，也就心知肚明了。又比如说，被人视为“执政为民”的“高干”，一旦爆出其亲属之“合法”进账令人瞠目，其道德形象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种事往往演化为传说，并且越传越神。此类“传说”的可信度，或许正与“宣传”旗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