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晚间，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出现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策马飞奔的女骑手来到尊贵的中国客人面前，隔着护栏向邓小平送上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邓小平欣然接受并戴在头上，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对于邓小平历史性访美，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这位中国领导人“已经把中国带入了世界”。这一年的１月１日，中美已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实现中美建交，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前奏”，中国的对外交往思路也愈发清晰。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同年９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根据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实行的“一条线”战略。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１２日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其幅度更无法与７０年代初的调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绝不比上一次逊色。”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这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