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法学院的孙东东教授想必肠子都悔青了。在我的印象中大概这样的场景是很少有，一个有着尊荣的学术地位的教授，因为言论“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遭到社会各界鸣鼓而攻。一个中国名牌学府的主任级教授，混到这个地步，可谓斯文扫地。

从积极方面来说，这个案例给社会上了很好的一课。如今社会思辨氛围在提升，大家并不会因一个人头衔显赫，就天然地给他戴上光环，并对他的言论也顶礼膜拜。

孙东东作为一个在精神病医学领域有一定权威地位的专家，发表上访者99%都该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言论。固然一个普通公民都可以对此进行探讨乃至批评，可是社会上再多的批评，如果从充分性上来讲，只能证明其违反公共道德，而不能否定其专业资格，专业资格只能由学科内部的专业评价才能认定。

针对孙东东的言行，现在很多人有类似签名请愿的活动，或要求罢免其卫生部专家资格；或要求撤销其精神病医师执照；甚至干脆要求北大撤销其研究中心主任和教授资格。联名请愿是公众表达意见、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一种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但这并不能代替专业评价，尤其是医师资格或者教授头衔，这是只能在专业领域被决定的事情，而不能受到即使群情激愤的公众意见的干扰。

换句话说，讲得极端一些，即使全中国人民99%都签名，要求剥夺孙东东的教授头衔或者医师资格，那都是无效的，因为专业头衔只能通过专业圈子内部的评价来确定和调整，而不受公共意见的左右。学术专业头衔只能由学术领域评价的成就来确定，而不能受到无论是民意或者官意的干扰，这是学术独立性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必须被扞卫的文明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是被选民选出来的，而爱因斯坦却不是被投票选出来的，民主可以用来罢免官员，因为在公共领域，民意就是公理。但民主不能用来罢免教授，在专业领域，真理可以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民主是无效的。

孙东东言论事件爆发时，我正在台湾见经常主持政论节目的台湾“名嘴”杨献宏先生，他恰巧念研究所时的专业就是研究精神病医学的，所以对这件事非常关注。他告诉我，他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件事在大陆受到社会这样关注，连卫生部发言人都说话了，却听不到专业领域的声音。杨先生认为，如果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时间专业协会会站出来讲话。如果孙讲得对，那么专业协会应站出来挺他，以扞卫学术独立和理性不受情绪的操纵；不过杨先生也认为孙的讲话非常荒唐，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专业上都站不住脚，这样专业协会就更加应该站出来，“要是不讲清楚学理上的道理，并和孙东东划清界限，告诉社会孙不能代表精神医学领域的专业意见。社会上会以为我们搞精神病学的，就是在搞这些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这会影响整个精神医学这个学科在社会上的公信力”。

我只能说，我相信全国的精神病学界私下也一定对孙东东的言论有深入的讨论，但遗憾的是，这样从专业规范角度的认识，没有成为大陆学术圈的主流。

以此看来，我们学术规范的建立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议论的全国的学术缺乏独立性和学术圈没有形成自律的共同体，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孙东东能够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在公共领域散布从专业上都讲不通的言论，其背景是什么。 (郭宇宽 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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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孙东东6日发表致歉声明，就其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一些内容因表述不当引起争议和误解表示遗憾。他表示，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4月7日人民网）

孙东东终于道歉了，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道歉更像是危机公关，是面临巨大压力后的一种自我辩解。难怪众多网民表示绝不接受这种虚伪的道歉。

但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廓清的是，孙东东关于“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言论究竟是一家之言还是一种代言？换言之，构陷上访户有精神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还是一些公权力的想法，他只是在为一些职能部门背书？如果是前者我们就没有必要暴跳如雷，毕竟学者有自己发言的权利，说错了话也能理解；如果是后者则让人惊悚和不安了，其释放的信号对上访者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灾难。

之所以说后者很可怕，道理很简单，在现阶段，数据显示，我国有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所有行政法规及规章都由行政机关来实施和执行。一旦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认定99%的上访户都有精神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法律手段名正言顺地对上访户采取措施，即便把他们关进精神病医院，别人也无法置喙。

必须提及的是，持有孙东东这种观点的人和部门并不罕见。据报道，某地一位警方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上访者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孙东东意识到自己的变态判断是谬误的，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或解决什么。那些对上访户怀有傲慢与偏见，甚至怀有敌意与仇视的部门改变错误的观念，才是上访户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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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教授日前因接受采访时称“上访者99%以上精神有问题”而犯了众怒，在巨大的压力下，近日他发表声明表示歉意。(4月7日人民网)

对孙东东的道歉，网友并不领情，觉得要问责。在我看来，孙东东不是政府官员，启用问责程序不适宜，稳妥的办法是：北大解聘孙东东。

我之所以如此主张，在于不认可他的学术素养。北大不应该让缺少最起码学术素养的孙东东继续做教授。

严格说，“上访者99%以上精神有问题”不是观点，而是数据，就像“中国有13亿多人口”不可能是“观点”一样。“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一个统计数字，由“统计”而来，“上访者99%以上精神有问题”同样须由“统计”而来，但孙东东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吗？信口雌黄，随意编造数据，是不是有违学术道德？作为教授，应该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孙东东在表述观点时却出现逻辑混乱，比如他谈到：“如果家属认为亲人行为不正常，比较怪异，认为他精神有问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诊治，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孙东东是否意识到，这些话套到自己身上同样合适：“如果广大网友认为孙东东行为不正常，比较怪异，认为他精神有问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诊治，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只要有人“认为”你“精神有问题”，就可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诊治”，并把这看成天经地义，那么人人都难以免于恐惧，包括孙东东自己。也许孙东东自谓为强者，可免于恐惧，那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呢？我不知道孙东东的学术经历如何，从他表现出的学术素养来看，实属“下下之选”。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可以保守或不保守，可以平和或偏激，但不可以小儿科，总得有点“学术素养”。当初北大聘请孙东东做教授如今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决策者难辞识人不明之咎，如今到亡羊补牢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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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日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声讨，已经有网民签名要求他道歉。(昨日《都市快报》)

“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这句话，在意义上具有“长期上访容易产生精神病”与“上访者天生就是精神病”的天壤之别的双重解读。显然，孙东东强调的是后者。

“上访户99%有精神病”作为一种医学总结，也许在“长期上访容易产生精神病”的意义上并非没有可能——如果血和泪浸染下的锲而不舍，都可以被理解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话。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病学》对“诉讼狂”的解释就是：“患者认为受到人身迫害，名誉被玷污，权利被侵犯等，得不到公正的解决，而诉诸法庭……”——而这，正是三年前另一则新闻中一名坚持上访者被鉴定为精神病人的依据。

我不知道如此定义与解释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仿佛只有妥协与畏缩才是人类的本性，而一切不屈不挠与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是精神病人的表现，诸如江姐之类的英雄，在“精神病学”意义上其实都该是“精神病患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科学界定”之下，得出“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结论事实上一点都不奇怪。

身为此类“科学界定”的掌印官，在“长期上访容易产生精神病”的意义上，本应更能体味到上访者血与泪的悲愤与艰辛；可我们看到，在精英自负与专家傲慢之下，他居然推导出了“上访者天生就是精神病”的荒谬结论：一口咬定他们并非因为真的遭遇到不公与冤屈才上访，“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才上访。因此，根本无需反思他们都有怎样的不公与冤屈，也无需顾虑他们在长期上访活动中遭遇到怎样的对待，而只用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就社会和谐了——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才是对其人权最大的保障”。这实在是对弱者人权的严重无视和对他人人格的严重污蔑！

偏执型精神障碍本身存在一个科学界定的问题，上访与所谓偏执型精神障碍孰因孰果又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全然无视这些问题，而只是强调“上访户99%有精神病”，并且认为对他们采取强制医疗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才更像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者的精神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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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孙东东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句“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这些天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目前已有数千网民要求其郑重道歉。(《都市快报》4月5日)

孙东东不仅是北大教授，还是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他将“99%的老上访者”定义为“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认为将这些人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才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最大保障。这一看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无视底层人民的权利诉求，不顾最基本的法学常识。

在民粹暴力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那些迎合民众的言论并不见得完全正确，那些被民众攻击的言论也不见得一无是处。孙东东的观点有无道理，他该不该为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道歉，前提是他应站出来与公众对话，公布“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依据。如果其论断只是凭空想象，那他就必须为自己的信口开河负责。

这些年，不少专家的雷人语录问世后，往往先是网络舆论沸反盈天，然后主流舆论跟进评论。喧嚣过后，这些专家却岿然不动，不回应民间的任何质疑。也许这些专家不屑于与民间争论，因为这不是同一个学术等级上的对话。而那些惊世骇俗语录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貌似清高的专家。

必须说，这是一个对专家极其宽容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专家的宽容甚至超过了对娱乐明星的宽容。那些娱乐明星一不小心发表了不当言论，都会忙不迭地站出来向粉丝和公众道歉，否则可能会被娱乐市场抛弃而失去饭碗。而专家似乎与生俱来地拥有某些“不当言论豁免权”。这些年有不少专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和道义承担，发表了很多有损民众利益的不当言论，但从未见过哪个专家出面致歉。

公众要求专家就不当言论致歉，并不表明要钳制其自由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利。因为专家们的言论对决策层有很大影响力，而且他们的话语权远远超过普通民众，所以他们在自由发表观点时，必须考虑民众的权利诉求。全国人大决定将《精神卫生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那孙东东等专家的言论对《精神卫生法》立法的种种影响，当然会胜于普通百姓的立法建言。如果缺少科学依据，“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判断就不能成立，若以此为立法依据，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我们敬慕专家的学识和权威，但德行、人格等基本的社会道义，必须安放在专家的知识的上位。真正有德行、人格的人，其良心也会融进他所研究的学术领域。有这样的前提在，才会有真正的专家。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某种完善的机制来淘汰各种“伪劣”专家，那我们的专家也必然成为一个最无公信力的群体。因此，这一次，不妨与孙东东“精神门”较真到底。因为精英群体一旦堕落，将会形成更坏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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